在回顾历史时，可以看出，中国从单一的公有经济转向多元经济并非出于自主选择，而是被迫的结果。改革开放前夕，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就业。在经历了一场剧变后，虽然行政和法律体系恢复了功能，但企业的复苏却明显滞后。从1968年到1978年，十年间人口增加了1.77亿，但城镇就业仅增长了3884万，就业压力可想而知。国有企业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，年轻一代往往是替代父母的工作，造成了一种“一个萝卜一个坑”的就业现象。因此，上山下乡的运动应运而生，数以百万计的城市青年被迫转移到农村，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实质上是为了自给自足。这一时期，共约1700万城市青年被送往农村，虽然我们称之为待业，但并未真正承认失业的存在，因为那时没有私有经济和劳动市场，失业登记也无从谈起。

当时的生活极为艰辛，北方地区的壮劳力每天辛苦工作，却只能挣到不足一个素包子的钱。显而易见，这是一个商品匮乏、就业不足的时代，中国经济发展明显滞后。人们常常指出，没有前三十年的积累，就不会有后四十年的辉煌，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，正如没有母系社会，就不会有大秦帝国。

从比较角度看，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，就业和收入的问题反映了一切。美联储在10月份降低了加息预期，原因也在于就业数据疲软，从而显示了经济的真实走势。就业直接影响着收入水平。1968年，中国的人均GDP为80美元，不算富裕，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并未显著；至1978年，中国的经济被远远抛在后头，新加坡、韩国等国的经济增长迅速拉大了与中国之间的差距。十年的时间里，中国在经济效率上明显落后，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未能有效释放生产力。尽管如此，中华民族的生存意志却顽强无比，私有制或多元经济的兴起是自发形成的。无数普通人为了生存，逐渐改变了经济规则，从街角小摊到家庭小工厂，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，正如鲁迅所言，虽然地上本没有路，但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。

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，政策做出了一项重大的选择，让中国走上了多元经济的道路。正如哈耶克所强调的，市场经济的生成并非人类的刻意设计，而是自发的秩序。如今的就业环境能否再次被“逼”出来呢？显然不行，因为商品短缺的时代已然结束，取而代之的是产能过剩的困境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普通人需要做的仅是保住自己的工作，即便是灵活就业，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冬天。尤其如此。